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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议员Bernie Sanders和众议员Alexandria Ocasio-Cortez推出《反高利贷法案》,其核心条款是将国家利息率上限定为15%。该提案的支持者主张以此来抑制放贷人掠夺性放贷及暴力催收行为。然而,美国历史经验显示,这些暴利而令人恐怖的行为却直接与这种“家长式”的利息率限定相关。

诚然,旨在抑制高利贷行为的利息率限定,往往造成相反的结果,即催化了高利贷并促使放贷人掠夺低收入和脆弱的美国人民。19世纪末20年代初期,工业化促使成千上万的战前移民和农民涌入城市安居及就业,工薪阶层迅速膨胀,对小额短期贷款的需求前所未有的高涨。提供小额贷款服务是一项极其昂贵的业务。首先,工资收入阶层的信用风险很高——收入低、失业、生活开支(尤其是像就医、房屋维修等意外开支)较高,导致小额贷款的损失率极高。其次,运营小额贷款的固定成本很高——无论借款人是申请50美元、50美元或是5000美元贷款,该贷款所涉及的运营成本,如员工工资等,都是一样的。因此为了弥补违约损失和经营成本,小额贷款的实际利息率必须更高。所以,如果利率上限过低便使得工薪家庭无法从合法贷款人那里借到钱,由此非法高利贷便趁虚而入。

为了应对无处不在的暴利放贷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领导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要求放松利息率限制以允许合法的放贷者与民间放贷者进行竞争。这项运动最终使政府重新起草了小额贷款法,其中提出了国家最高利息率上限。虽然起初对最高利息率限制水平存在争议,但是截至上世纪中叶,采用该法案的州的暴利贷款行为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面向个人的消费金融公司和合法的小额贷款公司。

然而,低犯罪率及监管所带来的好处只是暂时的。历史经验显示,利息率限制对美国工薪家庭来说是毁灭性的。根据参议院调查,截至1968年,暴利放贷是有组织型犯罪的第二大收入来源。1969年,经一名前警官估计,每年非法高利贷活动价值10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690亿美元,约是今天美国发薪日贷款市场规模的两倍。此外,1978年的一次刑事案件审判中,一家非法芝加哥财团使用强行截肢及其他身体残害来威胁借款人还款。

最终,自由党派政治家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被迫承认利息率限制伤害了他们本打算帮助的工薪阶层。1978年,马凯特国家银行(Marquette National Bank)审判案的最终判决有效地解除了信用卡利率管制,这使得1970至2000年间,美国家庭拥有通用信用卡的比例从15%上升至70%。小额贷款市场或许可以以此为参考。

编译者注释:

美国5月推出了利率上限为15%的反高利贷法案,该法案的推出激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关于贷款利率上限是否开放这一问题引发了的讨论:设置贷款利率上限是否真的能够抑制高利贷。

对贷款利率设置上限是一种家长式的政策,强制性不允许高于某个上限可能会让真正需要贷款的人得不到资金,因为通常需要资金的人都相对贫穷,相对来说违约率就更高,所以金融机构在贷款时就会要求更高的利率,但是由于贷款利率上限的设置就会导致最需要钱的人借不到钱。寻租就因此产生了,急需要钱的人就会自己去寻求高利贷以存活下去。这种逻辑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保罗萨缪尔森的支持,他认为非法高利贷者充斥的时代都是贷款利率限制过低的时代。

所以,不切实际的低利率上限会导致寻租,寻租有多种定义,布坎南等人认为“寻求租金一词是要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化的行为:在那里,竭尽使个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造成了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剩余。在高利贷这个情景里面就是政府限制了利率上限,资金需求者为了满足自己对资金的需要而去寻求非法高利贷,反而促进了高利贷的发展。

利率的自由化是更符合市场规律的发展方向,当然完全的自由化,一点也不需要政策的监管也是无法持续。所以在制定贷款利率上限时要符合实际,进行切实的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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